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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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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 罄 浓 情 觅 和 谐


——民革西安市委党员为社会和谐献计出力巡礼

刘小平
      算起来,在民革机关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依照俗见, 在这当中,的确给自己没赚到什么诸如好多人竭力追求的漂亮的汽车呀、宽敞的房子呀,等等。但是,却意想不到地得到了另外一种收获,那就是幸运地认识了民革的许多好同志,真切地了解了他们的许多感人事迹。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早就有了。迟迟未动的原因是,自从认识了他们,虽然不止一次地从他们身上曾经感受过某种无私、某种高尚,但始终未能弄明白他们那样努力、那样付出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只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话题以后,才逐渐体会到,原来这些同志孜孜以求的不就是一种和谐、一种美么!你千万别嫌这是些旧事。其实,现在提倡的,未必过去就没有;同样,当前号召的,也不必将来才出现。人类的有些追求不是永恒的、一贯的么?说实话,多年来,这些同志的笑貌声容常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精神特质时时在感染着我、促动着我。我相信,一旦了解了他们,你也会被感动的……
一、       续几声摧耕鸟啼啭的妙音
      小时每逢春时农忙,听到杜鹃“快快布谷”的叫声,总觉得像生产队长催人赶快上工的叫喊声。可村民们却对它有极好的印象,满怀欢喜地聆听它的啼啭,说谷穗和福祉都会随着杜鹃的叫声一同到来。和民革的同志接触以后,我才发现,他们有着和杜鹃一样的情切意急,他们有着和杜鹃一样的苦口婆心,而且,他们并不只是些喊几句空话的人。参政议政,这是国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份内之责无疑会完成得很好,要不是“执政”和“参政”的职责这样分明,我想,着急了,他们甚至还会直接拖着犁耙下地耕耘。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2001年初,原省政协常委、市民革驻会副主委张居礼同志给省政协提交的一份《关于严禁木炭的烧制、销售和使用, 保护森林资源》的提案,曾经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提案中有这样一组数据: 
    陕西省木炭等木制品出口近年来持续增长,从1994年的2055吨增至1999年的12462吨。”
“千柴百炭四两灰”,木炭属高耗林、低附加值的产品,烧制1吨木炭需 消耗10吨左右的木材,木炭出口的增加意味着森林资源在被吞噬。” 
  “陕西省林区内的木炭消费十分惊人,70年代,陇县的关山林区群众每天步行1~2公里就能背回几十公斤柴。但几年后,去砍柴必须走5~6公里路才能到达林区。这明显表明,森林在后退,树木在减少。” 
   “西安市大街小巷中烙大饼、烤羊肉等使用木炭的饮食摊点约有3000多家,一个摊位每天约烧木炭15~20公斤,全市仅这类饮食摊点每年就烧掉木炭约3~4万吨,而这些木炭需用30~40万吨木材烧制。”
      且不说为了得到这些精确而详实的数据,他跑了多少路;也不用问为了这份提案的形成,他熬了多少夜。单就提案所透出对自然在遭到人为破坏后,那种万分焦急的关切和撕心裂肺的呐喊,就足以让一大部分人顿受感染和猛然惊醒,就足以彰显出民革党员的一种责任感,或者,起码是“人”的一种责任感。然而,这又完全是出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追求,完全是在唤回我国非常古老的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随着城市不断的、带有“旧工业化”特征的持续扩张和大片开发,大量失地农民无情地被沦为城市里新的失业人群,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尽完善和就业渠道狭窄不畅,使得这一人群根本无法“乐业”。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协常委、市民革现任驻会副主委葛青民同志,带着几分焦虑,敏锐地意识到这当中所隐伏着的严峻社会矛盾和重大社会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她发现:
     “每征100亩耕地,就会有100人成为失地农民,”
     “西安市已有约20多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
      在征用农民土地中, 西安市存在“货币安置补偿标准偏低,不能按土地使用性质所形成的经济价值进行补偿;生活依托地安置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些非农建设项目未办征地手续,农民的户籍不能正常转化”等等问题。
      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经过缜密思考,于2005年初,向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加强社会保障,完善就业机制,为失地农民创造美好明天》的提案。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定就业政策等方面,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向政府开出了一剂“良方”。
      这类提案,并不像升迁职务、评定职称时草草拟就的应急论文,是被别人逼出来的;也不像出版发行、扬名显己的长篇著述,带有浓烈的功利色彩。相反,从对问题的发现、提炼、调查、研究,到提案的起草、形成,完全是主动的,完全是无私的,完全是朴素的,完全是平实的。这是中共与党派“肝胆相照”后,党派成员所表现出的“肝”侠“胆”义;这是对社会弱者在身处不幸境遇时的一种仗义直言。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十多年来,民革西安市委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同志,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注意反映社情民意,仅在省市区县人大、政协会议上,就提交提案2807件。而其中关乎国计、民生、民权的提案,就占去了一大半比例。不仅如此,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他们还形成了一支很好的参政议政团队。这个团队具体的领头人过去是张居礼同志,现在是葛青民同志。而团队的代表人物至少有这样一些人:王继雄、杨希哲、郑茂、傅明杰、朱留成、王效梅、任长铎、屈瑞龙、王广璘、赵启宇、黄  琪、元巧仙、张安定、尹洁、陈敏、张秉亨、方苞、李铠、张彩凤、程连凯、金华、于亚男等……他们的代表作有:《盼一方净土  利万代子孙——为治理城市垃圾的再呼吁》、《堵住预算外资金的黑洞》、《弃婴——社会的丑恶现象》、《关于加强青少年安全保护教育,在中小学开设‘青少年自我保护安全教育’课程》、《公共工程决策要听证》、《面对西部大开发,探索我市城市经营新理念》、《突出历史文化特色 莫让古城变"水泥森林"》、《关于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建议》、 《护城河第三次清淤要“一次到位”》、《禁止流浪乞讨人员在城市繁华街道等重要区域进行任何方式的乞讨活动》、《建立青少年性教育基地》、《建立地方法规构筑西安诚信体系》、《保护清凉寺并尽快修路》等。
二、       拾几块女娲补天遗落的彩石
       我国中原地区有一种关于女娲补天的传说:“女娲补天以后,用泥巴做成一男一女,让他们在凡间结为夫妻。有一年,过大年的时候,夫妻俩为了感激女娲,做了很多的年粑送给她,女娲只收下一点,说:‘我用了三万六千块石头补天,有些缝没有合严。你们把这些带回去,在正月二十日把它吃掉,便可以将天上的缝补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且不说它的寓义是什么,也不管它使中原地区形成了什么风俗,反正天上还有裂缝,还需要人们去补严。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束缚久了,不会跑,不会飞,“木鸡”似的国人,邓小平先生发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终于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随之,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事业——“光彩”事业。民革的情况是的确也有一部分人富了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富了起来,然而,令人感动的是所有的民革同志却都十分热心“光彩”事业。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97年5月17日,位于频山脚下的薛镇乡两门村党支部在收到一封来自省城的、署名为王克洁的信函及千元汇款时,查问多人,谁都不知道王克洁其人,后经多方查寻,才知,王克洁是位年已八旬的老人,她与丈夫樊锡梁是薛镇乡两门村樊家堡人,夫妇于解放前外出谋生,解放后只回家数次,除了老年人外,绝大多数已不知道这户人家。老人当时身体一直欠佳,患有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等多种疾病,且右眼失眠,行动不便,生活都由几位子女轮流照管。但当她得知故里办教育困难的情况后,绝然将自己积攒多年的千元钱寄往家乡,信中是这样写的:“区区千元,办不了大事,仅表我对‘希望工程’的一片心意”。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百病缠身、节衣缩食的耄耋老人尚且如此,筋健体壮的新生代们自然不甘落后,当然,那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景观罢了……
      97年初春,当曾经是西安金龟寿药业集团总裁的民革党员余文新同志,带着由十几辆汽车组成的浩浩荡荡车队,随省人大常委会扶贫团,赴距陕西耀县县城约30多公里的残塬山地白瓜乡时,他的一个庞大的扶贫计划就开始正式启动了。他先后八上白瓜乡,深入到政府、学校、医院和村民家中了解情况,制定了周密的扶贫计划和实施方案,成立了白瓜乡扶贫指挥部,确定了三处扶贫点。随后的情况是:学校的围墙、院落、校舍和桌椅发生了变化;卫生院增添了20余种药品和一些医疗器械;前嘴子村的村民们不仅收到了被褥、面粉和彩电,还看到了山上腰间能容纳100吨水的蓄水池、83亩的果树示范田和20多公里的新道路。
      当有人问余文新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的回答却是那么平淡、那么朴素:“为国分忧,为民造福,是一个企业家应尽的义务,我们在搞好企业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多的抽出人力、物力、财力来扶贫,以回报社会,回报我们的国家。”
      是的,只是一种回报,只是一种善举!但回报亦能得到回报,善举亦可造成善举。余文新同志在做这些事时,肯定没想要得到什么回报,但在他的企业呈现萎缩的今天,白瓜乡的人们又怎么会忘记他的这份人情呢?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生活中,人们把雪中送炭、乐善好施的人总是称做“好心人”,在民革,这种好心人又岂只王克洁和余文新。粗略数点,估计,会被人们记住的大概还有下列这些人:林俊丽、吴大芳、朱留成、梅佩茜、张保平、李景祥、李铠、孙颜玉、王正、傅明杰、陈维礼、吴健……
      正是这些同志的行为,才使得市民革的“光彩”工作,染上了一种特殊的光彩,并且还染开成了一大片。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市民革的同志们在各种扶贫、捐助活动中,共捐衣物数十万件,捐钱款数十万元。
三、       衔几株精卫填海丢弃的材枝
      在我国的东海岸,有一种小鸟,它身乌喙白趾红,不时地发出“咻——咻——”的叫声,人们叫它“精卫”。精卫每天做的事,和它的叫声一样特别。总是嘴里衔些石子、脚上抓些木屑,然后丢进大海。丢完,它又落到地上再衔,又飞到山里再抓,然后就是再丢。一日中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据说,精卫本不是这般模样,也不是这种个性。她原本是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名叫“女娃”。女娃成为精卫的过程是痛苦的、是惨烈的,是遭受了大海那狂涛巨浪的摧残、蹂躏、践踏、撕扯、噬咬,经历了入死出生和脱胎换骨的剧痛,才成为今天这种样子的。现在,她不停地填海的举动,纯粹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经受和她一样的痛苦和折磨……
      在民革有许多老同志,他们阅尽时世、饱经沧桑。一生中,亲历战乱、获得解放、改造自我和见证改革,竟成了他们生命的主要乐章,而历经剧变则仿佛是他们生活中注定了的突出主题。也许正是这种经历,才使他们懂得了如何实现尚不存在的愿望,如何珍视已经存在的现实;正是这种经历,才使他们理解了生活的真谛、体味到人情的真趣。现在,他们大都虽已到了需要别人照顾的年纪,但是,他们还是始终不忘关心别人,尽管只是点点滴滴,尽管显得绵薄力微……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2002年9月7日上午,当89岁高龄的罗青华老先生来到三秦都市报社,希望通过该报为他家19岁的保姆张某找一个英语家教时,报社广告部的全体同志都被感动了……
      张某,两年前在初中毕业时,蒙受了晴天霹雳的打击,父母出了车祸。当时,她虽考上了高中,但不得不辍学。后经朋友介绍来到罗老家作保姆。张某很好学,在罗老家总是干完活就自学。曾经当过西安民革逸仙培训学院院长的罗老看到这种情况后,就花了260元钱为其找了个文化课补习班,从此张某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这次请英语家教,是因张某参加当年的成人高考,没考上自己想上的公安管理专业,后经罗老多方打听,得知张某的成绩已够得上艺术类专业,但因张某该年没报这个专业,学校虽勉强同意张某先上这个专业,但一定要参加来年的成人高考并报该专业,可是来年参考就要加试英语……罗老请报社帮他找一个英语家教,就是盼望保姆来年能考出个好成绩……
      别人都受感动,张某自不必说。她总是告诉别人,她非常感谢罗爷爷的帮助,两年来罗爷爷像亲爷爷一样处处为自己考虑,这么大的年龄还为自己请家教、找培训班,不仅付她工资,还额外给她许多经济帮助,没有罗爷爷的帮助她无论如何是上不起学的,以后她一定要好好报答罗爷爷。
      是的,这种恩情应该报答,但应该报答的又岂只张某一人?
      需知道,张某已是第三个受到罗老帮助上学的保姆了。之前,姓程的姑娘参加了自考,毕业后回到了自己家乡并在县里找到了正式工作。姓周的姑娘在罗老自己办的学校学习计算机,学完后在广州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金效正,这位民革西安市委第一任组织处长 ,曾直接参与了民革西安市委的创建和筹组工作。在他任职的几中,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支部情况,关心党员疾苦,是市民革出了名的好心人。金效正同志和党员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割不断的情缘,他离不开党员,党员也都非常喜欢他。
      1991年,金老退休了。退休后的金老虽已年近七十,但他仍然天天奔波于西安市的大街小巷,仍然浸泡在民革的党员之中。他把走访党员,为大家解除病痛,作为每天必办的大事。为此,他精心收集了几十家报刊所登载的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和保健方法,并将其复写多份,随身携带,在走访党员时如发现有生病的党员、党员的亲属及邻居,就将药方送给他们。如果遇到病重的党员,金老还要再来几趟,送去药方、还送去药物。
       几年中,金老为收集药方买的报纸杂志堆起来足足有3米多高,买报纸杂志和复印药方花去1000多元,给患病党员购买药物600多元,给党员送去的药方700多个,走访党员1000多人次。那时,金老不分春夏秋冬,无论严寒酷暑,天天挤公共汽车、日日穿背街小巷……
      现在,金老真的老了,耳朵背了,行动也不方便了,药方自然也就不再送了,就连开会也需要他的小孙子扶着、搀着……但几年前他出东家进西家走访党员的形影至今还被党员们叙说着,并且似乎已经永远铭记在了党员们的心田脑地……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罗老的故事只讲了一段,金老的故事也只讲了一段,要讲还有,还多的是,他俩的故事还没讲完,其他人的故事还没开头讲……在民革,我觉得,一个老同志就是一个故事,一个老同志就是一本厚书,要读懂,就得细品味,关键是得晓得,他们曾经是炎帝家族的成员……多年来,我读到的,感觉读出味道的,还有下面这些人:蔡逸民、黄士桢、蒋汉军、王克刚、安庵、刘豫璋、权玉霞、温震东、赵振基、徐克谦……
四、送几筐愚公移山挖剩的恶土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1945年6月11日,经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向全国人民推荐后,在我国,就成了家喻户晓、妇乳皆知、耳熟能详、口诵如流的励志寓言。愚公移山的故事最早记载于《列子·汤问篇》。记得,小时偶然读到它时,曾对写这篇文章的人很是不满,认为他还不如文章中那个刚长牙的小孩,嫌他在文章中,把虚浮尖猾的“智叟”称作“智”者,把执着肯干的“愚公”则称作“愚”者,好在上帝还是奖赏肯干活的,帮着搬走了两座大山,才息了心中的这种不平。但是,山是被搬走了,却仿佛还留着根,偶尔,还长出茬来,绊人们的脚,碍人们的路。
      民革的同志们对生活中的阴冷、潮湿、坎坷、沟壑,好像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总是见微知著;对生活中的人们又老是关心、呵护、提醒、劝告,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且是那么体贴入微。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2001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陕籍全国政协委员高正红的一份“关于加强青少年安全保护教育,在中小学开设‘青少年自我保护安全教育’课程”的提案,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掀动了一颗颗妈妈们的心,撩逗得董文华、彭丽媛、关牧村、赵玉芬等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都纷纷为之连署签名。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时任省政协委员的民革党员李铠同志递交给陕西省政协一份提案的放大和升级。
      当时,李铠同志所掌握的一组数据是:
      我国有4亿青少年、3.2亿个家庭、2.7亿名中小学生,每年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各种伤害、意外事故案件,约占全社会总伤害案件的71. 4%,1至14岁儿童意外死亡已由70年代居死亡原因的第三位上升为第一位,全国意外伤害造成后天伤残的儿童约有175万,其中肢残者就占60%,175万伤残儿童按每人花费1万元治疗费计算,就是175亿元,如果全国的2.7亿青少年每人每5年投入自我保护安全教育的费用按100元计算,全国仅需投入270亿元,就可有效地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安全和健康,保障家庭和社会的安宁、安定。
      要知道,这组数据已是李铠同志所掌握的大量同类数据当中较晚些时候的数据了。
     几年前,李铠同志面对我国复杂的教育环境、中小学生严峻的安全状况和一组组令人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心急如焚,凭着自己在陕西文化界的影响力,在人们普遍对中小学生自我保护安全教育问题还很少提及、很少关心的时候,就很快组织起了一支由一些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研究队伍和编写人员,开始着手研究中小学生的安全状况、各种事故和伤害的案例及应对措施,并开始着手编写我国首部《青少年自我保护安全教育手册》。
过程虽然是辛苦的,但结果却是令人欣慰的。
      2000年秋,具有“全书”性质的六卷本丛书,我国首部《青少年自我保护安全教育手册》终于面世了。书的出版受到了各方面领导的殷切鼓励,得到了陕西省政协和省教委的大力支持。中央的彭珮云、任建新、陈冀平、柳斌等同志题了词,陕西的安启元同志也题了词。
       但是,受到鼓舞的编写者们并未停留在已经取得的社会效果上。在《青少年自我保护安全教育手册》赢得了大量读者,发挥了它应有社会作用的两年后,他们为了更加贴近中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为了使中小学生更加快捷地了解安全教育的各种问题,更加灵便地掌握和使用自我保护的各种应对措施,在《手册》的基础上,撮其紧要,撷其精华,又编写了三册容量相对较小的《中小学生自护安全教育读本》,正式进入了中小学生的课堂。
       在较短的时间里,组织起这么强的一支编写队伍,引起了这么多领导和民众的关注,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件善事,没有成就感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记者的话筒,李铠同志在谈感受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为了给孩子们扎起一道篱笆墙,为了使美丽的花季不再总流泪。”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2005年3月初的一天,也是全国两会召开的期间,民革党员于亚男同志,意外地接到来自北京的一个长途电话,是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打来的,说是他们要来西安采访她。听到这一消息,一向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于亚男同志,在感到猝不及备的同时,更多的是意识到了来自高层的关切及自己肩头担子的沉重和压力的巨大……数天后的3月4日,关于她当省、市两级义务网吧监督员事迹的采访报道,就被安排在央视关注“两会”报道的栏目中播出了。
       这是一种肯定,这是一种鼓励,这是一种鞭策。
       于亚男同志那已经娴熟了的网吧监督工作,就像已经驶入快车道,正在高速飞驰的汽车,又添了油,又加了“马”,速度更快了……
       于亚男同志当义务网吧监督员是从2004年5月开始的。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从城东到城西,从市中心再到位于西大街的家,总是忙忙碌碌,从不歇息,先后检查监督了552次、查访了西安城内大小300余家网吧。随着监督检查内容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她的名字和网吧监督员的头衔,就被许多关注网吧治理的家长牢牢记住了。人们不无感慨地说:“64岁的于亚男是用脚在丈量网吧和履行监督职责。”
        从她的那本厚厚的、大约记录着三四百条信息的电话投诉记录本和它里面所详细记载的时间、家长姓名及容留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地址,你就会切身地感受到,这一年中,外面的那个纷繁喧闹的世界,是如何地在不断地搅扰着于亚男同志所在的这个平静的家。
在老年人普遍过着早晨锻炼锻炼身体,中午适当安排会儿午休,三餐非常讲究营养的生活时,于亚男同志过的这算一种什么生活?然而,她是高兴的,她是充实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见到于亚男同志,她总是急火火的,乐呵呵的,笑盈盈的……
     随着对网吧监督检查工作的熟悉,对网吧经营状况及环境的掌握,对青少年沉迷网络情况及恶果的了解,于亚男同志意识到网吧监督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查查看看上,更重要的是要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要做大量的解救工作。
       这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网吧监督员本来就是义务的,现在,她又自己给自己找来了一些“麻烦的活儿”。随着工作思路的变化,工作方法和工作范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照例进行检查监督的工作外,每天回到家,已经是非常疲劳的她,还要分析研究大量“泡网失足”的案例,设计出富有针对性的解救方案,制定出富有成效的解救步骤和措施。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和恰当的解救方案及措施,才使得纺织城地区、西安城北、远郊的临潼和蓝田等处,那17位哭着打来电话的父亲、母亲们,如今再也不用流泪了……
       就在于亚男同志的网吧监督工作和对“失足”青少年解救工作不断推入纵深的时候,这个从来只顾理解别人、体会别人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人已经开始在研究她了。目前的结论是:她虽没有成型的理论,但是她的细致、耐心、热忱及监督解救的实际效果,表明她显然已经是“戒除网瘾专家”陶宏开观点的支持者、追随者和实践者。而她仿佛因此也荣幸地摘取到了“戒除网瘾专家”的无冕“百花奖”。现在,于亚男同志的名字连同她整日检查网吧和解救泡网“失足”者的故事,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民众的口碑当中,而且是烫了金的……
      民革的同志就是这样……
      写到这里,略感疲惫,想伸一下腰肢,振一下手臂,透一点空气。推开窗户,呈现在眼前的是,幢幢林立的高楼,条条宽阔的马路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很让人感受到一种变化和繁荣;而浮想在脑际的则是,扣石垦壤的愚公,“子承父业”的子孙和忙忙碌碌的李铠及于亚男,却使人又体会到一种承接和延续……是的,这个世界的变化和繁荣,全赖这些愚公子孙们的努力,他们不断地送走一筐筐恶土,竭力地守护着一片片净土,勤奋地营造着一方方乐土。当然,在数点愚公的这些子孙们时,千万不能忘了下列这些人:王守勤、刘健、梁桂仁、白山虎、李淼、陈秀琴……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想戛然而止,留点余地。但是,无奈,鬼使神差似的,总觉得仍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自己,一时还难以收笔。要写,却又的确觉得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细细梳理自己的思想,剩下的好像也只有感动了!当然,在民革工作,受到感动仿佛是永恒的。民革的这些可敬可佩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创作出可歌可泣的故事来。他们像摧耕鸟、像女娲、像精卫、像愚公,在执着地、忠实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他们总是追求和谐、呵护生灵、弥补裂缝、熨贴不平;他们在充实着民革组织,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塑造着民革精神,使其不断发扬光大。
      这就是民革的同志们……
      这就是曾经感动过我、促动过我的民革的同志们……
 
 
 
2005年11月18日  于西安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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