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伟

  石仲伟(1903-1991)陕西富平人，民革党员。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陕西富平县委军事委员、常委，从事农运和兵运工作。1949年后，曾任西安市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革西安市委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陕西省委会秘书处处长、社联会主任，民革中央监委、团结委员、顾问，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

  【个人简历】

  1929年，被中共富平县委派入武汉新编第一师开展兵运工作，与柯庆施等策动该师部分士兵于湖北宜昌发动兵变，组成红七军，任前敌委员会委员，随后在中共武汉军委工作，与程子华等发动大冶兵变成功；1930年，入河南杨虎城部十七师从事兵运工作，任中共京汉军委委员；1932年，任富平县教育局长，曾协助解救被捕入狱的习仲勋同志：1933年，参加西北民众抗日同盟军，历任政治部组训科长、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任《甘肃日报》编辑；1937年，历任国产党第十大六军政治部秘书、第三十八集团军（邓宝册部）总部秘书、机要室上校主任；1945年，历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秘书、主任秘书、三原县县长；1949年5月，率部起义，随后历任民革陕西省委会秘书处处长、社联会主任，西安市政协常委兼秘书长，民革西安市委会副主委，民革中央监委、团结委委员、顾问；1991年1月，在西安逝世。

 跟随时代进步  忠贞爱党爱国

  (根据石仲伟次子石向鸿口述整理)

  暮春四月，草长莺飞，在西安城西的一处庭院中，曾任民革安市委会副主委、西安市政协副秘书长的石仲伟同志的次子一年逾七旬的石向鸿老人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的父亲石仲伟，1903年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一户殷实人家里，他自幼聪敏而好学，很小就人私塾就读，随同教书先生研习书法，音律和诗词，年纪稍长，又被祖父母送入富平县第一高小念书，后转入位于西安市的陕西省立第一中学。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我父亲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他投笔从戎，又考人黄埔军校，就读于第四期，在黄埔期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党委派入武汉新编第一师作兵运工作，与柯庆施等策动该师部分士兵，于湖北宜昌发动兵变，组成红七军，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失败后在中共武汉军委工作。后与程子华等发动大冶兵变成功。1930年再入河南杨虎城部十七师从事兵运工作，任中共京汉军委委员。

  1932年，我父亲时任富平县教育局局长，此时的他以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从事对国民党当地驻军的统战工作，这年的七月初，参与“两当兵变”失利后的习仲勋在富平进行地下工作时，遭遇到国民党军队的盘查。

  那年的天气简直反常，刚刚七月，天上就像下了火，习仲勋一早从住处走出来，身上的褂子就被汗水溻湿了，他看见路边有个西瓜摊，摊上搭了凉棚，就坐下来，要了几片西瓜，一来解渴，二来顺便乘凉。

  习仲勋边吃着西瓜，边和摊主拉着话，远处走来了几个国民党士兵，这几个士兵神色紧张，身上都背了武器，因为天热，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于是瓜摊上的习仲勋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为首的军人盘问习仲勋：“你是干啥的？哪里人？”

  习仲勋操着一口地道的本地话答道：“我就是富平人，原来做小生意的。”

  “原来做小生意？那你现在是干啥的？”

  习仲勋不紧不慢回答：“生意不好干，挣不下钱，再说，在外头做买卖，究竟不如在家好，我赖好还念过几年书，识得几个字，这不，想回来谋个教书先生的营生干干，以前教我读书的先生现在是咱县上的教育局长，我想通通他的路子。”

  这几个国民党士兵见习仲勋神色镇定，谈吐不凡，将信将疑的把习仲勋带到兵营，要他当场给我父亲写一封信，以证实其真实性。

  习仲勋当即从容提笔写下：石仲伟老师，我从外面经商回来，现在还是觉得当个小学教师好，知道您是教育局长，能否给我寻个职业？

  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了我父亲手里

  巧合的是，当时杨虎城部四十二师的一个营驻在富平县城，营长鲍从汉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军人，我父亲因专门从事对该部的统战工作，因而个他比较熟悉，习仲勋之所以被盘查，恰好是由于当日该营一部分军人发生哗变、巡查的士兵怀疑他是参与哗变的军人。

  这天鲍从汉正好来我父亲处做客，天热，加之关系已经很熟了，二人都除去了长衫，只穿了短袖，席地而坐，我父亲让母条从井里取出拿井水镇好的酸梅汤，请鲍从汉品尝。

  二人闲扯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又聊了本县的一些轶事，就听得院外有人砸门，我父亲愣了一下：“谁这么没有礼数？”便起身穿了长衫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国民党士兵，给我父亲先敬了个礼：“石局长我们抓了一个可疑分子，他说是你的学生，还给你写了信，长官让我来核对一下。”

  我父亲脸色很难看：“且不说别的，你父母教育你去别人家是要砸门的吗？”

  鲍从汉在门里看的清楚，外面站着的是自己的部下，非常尴尬，走出来呵斥道：“你咋回事？”

  那士兵见自己的大长官也在这里，吓得不敢吭声，把习仲勋的信掏出来，双手递给我父亲。

  我父亲看了信，脸色铁青，当即拿信质问鲍从汉：“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鲍从汉楞了一下，说：“简直是胡闹！”接着告诉那士兵：“你现在就回去，把那人放了，然后，你陪着那人，把他送到石局长府上来！”

  习仲勋被释放后，在教育局见到我父亲，我父亲告诉他说，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都在抗日救国会住着，你可以去和他们联系。习仲勋按照我父亲的吩附在抗日救国会暂住了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直到1983年，我父亲还谈起这件相隔了半个世纪的往事：“习仲勋的获释，居然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罗织的一个罪名，当时专案组的人多次找到我，反复质问我，既然当局下了通缉令，为什么习仲勋能随便获释？办了什么手续？我说，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是士兵抓错了人，我们说了话就放了，还要什么手续？

  1934年，我父亲由杨虎城部被派驻兰州，1936年又调回西安，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工作。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事变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我父亲接到一纸命令，是杨虎城“派石仲伟审讯政治犯”一事，这批“政治犯”是前一天清晨，东北军在临潼搜捕蒋介石的同时，杨的十七路军部队在西安市区解除军警宪特武装的时候，抓获的一批反动骨干分子，共约五十余名，扣押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

  彼时的西安，特务活动猖獗，他们潜入机关学校和社会上，专门侦察破坏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1933年西安地下党省委机关遭到大破坏，西安和各县成立肃反会，进行过几次所谓的肃反，逮捕杀害了很多革命同志。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务的力量不断加强，他们一面监视张、杨的部队，挑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关系；一面妄图镇压和破坏西安群众的抗日活动。他们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早已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积恨已深，对他们欲杀之而后快。

  这些家伙，平时作恶多端，气焰极为嚣张，此刻个个俯首帖耳，面色苍白，惊恐万状，有的自知罪恶累累，难逃严惩，不如自杀了事，托人给家里带话，嘱咐后事；有的抱头啜泣，不吃饭，不说话；有的动静失常，东张西望，伺机逃跑；有的故作镇定，不肯说明自己真实身份，企图蒙混过关…总之，他们认为末日来临，极为惶恐。

  经过大约一周的几次审讯，在搞清和掌握了一部分情况以后，因为事关大局的发展和当局对事变的决策，究竟如何解决，一时还不好确定，我父亲便联系到时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谢华同志，给他说明了一些情况，恰在此时，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周恩来副主席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已由延安抵达西安，正向各方讲解解决事变的主张和重大意义，我父亲向谢华同志征询如何处置这批特务，谢华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我们都主张释放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最后他们商定的处理意见是：要他们明确做到，反对蒋介石“镶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决拥护张、杨两将军的八项政治主张；坦白交代白已的真实身份和罪恶事实，并表示愿意悔改，做到以上几点，并出具书面材料，即可获得释放。我父亲将这意见转告杨虎城秘书米暂沉，请杨虎城做最后定夺，由于当时西安变解决方案已确定，所以杨虎城方面没有异议。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以摧枯拉朽的态势向全国发起总攻。1949年5月13日，时任国民党三原县县长的父亲率领三原县政府军政官员和国民党三原地方武装，主动撤离三原，翌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三原县城，三原宣告解放。

  解放后，我父亲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科长，1950年民革中央决定筹备民革西安市分部，我父亲又担任了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团结委员、顾问，民革陕西省委会第二、三、四、五届常委、秘书处处长、社联会主任，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民革西安市委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务。

  父亲一生清廉，为人正直，虽然身居一定职务、但从不为亲友徇私开后门，他也要求我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事做人，今年正值父亲去世三十周年，我们缅怀他，是缅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缅怀他的高风亮节，缅怀他的正直敦厚。